1956年苏联干预波匈事件对东欧各国有什么影响

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突患脑溢血逝世。这对苏联和东欧各国来说是一个意义极其重大的事件，因为这一事件是导致苏联对东欧政策转变的开始。东欧国家（南斯拉夫除外）想要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和摆脱苏联的控制的第一次尝试也是发生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斯大林的逝世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标志着苏联、东欧的历史发展开始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即苏联作家爱伦堡所说的“解冻”时代。

鉴于东欧国家的政治根基和社会控制能力远比苏联薄弱，况且东欧民众中存在着厌憎苏联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那里的局势就更为危险。苏联新领导对这一点看得相当清楚。因此，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的三年间，苏联新任领导人开始对东欧政策进行调整。经济上，苏联给予东欧国家某些自主权，允许东欧国家进行局部的经济改革，放松了对东欧各国的经济控制；政治上，赫鲁晓夫则希望以苏南关系的改善来调整对东欧的政策，缓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紧张关系。

1955年6月2日苏南双方签署了《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政府的宣言》，即《贝尔格莱德宣言》。在苏南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过程中，苏联从总体上承认了“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是多样性以及多元化的；思想上，苏共二十大及秘密报告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尤其是苏南关系的改善对苏波关系、苏匈关系以及波兰和匈牙利两国此后的政治动向无疑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在波兰和匈牙利，伴随改善与南斯拉夫关系呼声的日益高涨，一个连带问题在许多人心中产生了，即为什么不立即为当年被指控为“铁托分子”等人平反作为“斯大林的学生”、冤假错案的始作俑者，波匈两国的现任领导人心中充满了不安与恐慌。然而，正当他们想方设法极力回避这一问题时，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寒流由莫斯科袭来。

1956年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在克里姆林宫开幕。这是继斯大林去世之后苏共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已经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就国际局势的发展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三个理论问题。在大会最后一天深夜，赫鲁晓夫还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其主要内容就是对斯大林的批判。“秘密报告”震撼了苏联、震撼了东欧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震撼了全世界。

波兰事件的由来

1956年波匈事件中的波兰事件有两个，指的是6月的波兹南骚乱和10月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反抗苏联干预。

苏共二十的召开以及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在波兰引起了轩然大波，对波兰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贝鲁特率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他和匈党第一书记拉科西还都被邀请参加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会议。

1956年2月19日，苏联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意大利共产党、芬兰共产党以及保加利亚共产党发表联合通告宣布：1938年共产国际执委会指责“敌人奸细大批渗入到波兰共产党领带队伍中”，所依据的是“尔后被揭露出来的挑衅者”提供的虚假材料，由此做出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

2月25日会议结束后，波党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返回波兰，贝鲁特因病而留在莫斯科就医。3月12日贝鲁特猝然去世。3月20日波党召开了六中全会，奥哈布当选为波党的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也应邀出席了会议，并试图干预波兰党中央第一书记的人选，但是未能得偿所愿。

当时在波党内部，奥哈布是介于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他当选为波党第一书记实际上是各种政治力量妥协的结果。然而此时，苏共二十大及“秘密报告”使波兰人民的思想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社会情绪急剧变化，甚至有失控的危险。党员、工人和知识分子中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呼声此起彼伏。

他们借助各种报纸、期刊以及遍布全国的俱乐部讨论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由于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日益高涨，1956年4月6日，奥哈布出席华沙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并作报告，除了承认过去的许多错误之外，还公开宣布哥穆尔卡已经获释（其实哥穆尔卡早在1954年底已秘密获释），并部分地为哥穆尔卡恢复名誉。

接着，4月27日，议会通过大赦法，对犯有“反波兰人民共和国罪”的5800人和因“战前罪过”而在押的1100人实行大赦和减刑。截止到6月4日，被释放的政治犯达28000名之众。

奥哈布有限的改革不仅没有满足人民群众的改革要求，反而大大激励了波兰民众的政治热情，大大加剧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变革情绪。他们希望能够彻底摆脱苏联的控制，走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奥哈布奉行的中间路线已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要求，而且他又未能及时制订出一个明确的改革纲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6年6月，波兰发生了战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对苏联的群众运动。

6月上旬，波兰西部城市波兹南的斯大林机车车辆制造厂的工人要求政府提高工资、降低物价、减少赋税等。得知请愿失败的消息后，斯大林工厂的工人们情绪可谓十分激动，并决定于28日举行罢工和请愿。是日早上6点半，该厂一万多名工人聚集在一起，向斯大林广场进发。在这一过程中，该市其他工厂的工人和沿途不少群众也自动加入队伍，一些正在参加波兹南国际博览会的外国人也参加了游行，游行队伍到达广场后，人数多达20万人。游行示威的群众高呼“面包、民主、自由”、“俄国佬滚出去”、“我们要哥穆尔卡”等口号。示威群众选出的代表团要求当局接见他们以解决问题，但遭到拒绝。

就在这时，又谣传去华沙的代表已被捕，于是群情激愤，原本和平的示威顿时演变成暴力的骚乱。有人开始冲进市委大楼、省委大楼和广播电台。有人打开监狱释放了犯人，烧毁了秘密档案。甚至还有人占领了检察院和法院，抢走了一些枪支，向公安人员发动了攻击。无奈之下，波兰政府出动保安部队和坦克，当晚平息了骚乱。在波兹南事件中，有74人死亡，575多人受伤，658人被捕，物资损失合计350万兹罗提。在分析波兹南事件到底为何爆发时，波兰当局最初的反应是“敌人的代理人挑起了街头事件”，不过，在善后事宜的问题上，波兰当局并没有采取高压政策，而是进行了比较冷静的处理。将同骚乱原因有关联的机械工业部部长等领导人解了职,多征收的税款也被退还给了工人。

7月中下旬，我党召开了七中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有评价波兹南事件和恢复哥穆尔卡的政治生活等。关于波兹南事件，奥哈布在报告中指出：“在估计这些事件的原因时如果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在挑拨者和帝国主义代表人的阴谋上的话，那就错了。必须首先寻找这一事件的社会根源，这一事件为我们全党敲响了警钟，它说明党于工人阶级的个别部分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严重龃龉。”全会决定采取措施，今后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但是，在讨论哥穆尔卡的问题时却含糊其词，会议最后只是恢复了哥穆尔卡的党籍，而并没有彻底解决哥穆尔卡问题。波兰学者杨·普塔辛斯基说：“哥穆尔卡问题已经成为全党的问题，也可以说成为大多数人民的问题。哥穆尔卡不能从‘后门’回到党内来，而让他作为领导成员之一进入领导机构，在这一时刻已经不可能了。

我认为，当时大部分中央委员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哥穆尔卡是否应被纳入政治局，又该怎样进入领导层这一点，日益成为波党亟待解决的中心问题。波兰民众也普遍认为，只有哥穆尔卡重返政坛，波兰的改革才有希望。实际上，苏联对波兹南事件的态度以及骚乱引起的动荡，使得波兰领导层内部出现了分歧，在七中全会上明显地分化成了两派：亲苏的保守派和要求继续深入革新的改革派。虽然两派之间的分歧很大，但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吸收哥穆尔卡同志进入领导层的问题上则达成了一致。

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亲苏派和改革派围绕着哥穆尔卡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改革派尤其是奥哈布和西伦凯维兹一致认为，哥穆尔卡将是领导波兰人民进行国内改革，摆脱当前波兰国内危机，并尽快缓和与苏联关系的第一人。鉴于当前国内外局势，又迫于党内外的压力，奥哈布接受了哥穆尔卡向改革派提出的他重新当政的条件：“（1）承认他在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一年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2）取消现在的农业合作化运动；（3）维护波兰民族利益,必要时要不顾苏联的反对；（4）选举他信得过的党中央政治局；（5）把国防部长、波裔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①从中央政治局排除出去。”之后，哥穆尔卡出席了10月12日、15日和17日的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的决定之一，就是哥穆尔卡将以波党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的身份出席波党八中全会。

1956年10月19日，波党如期召开八中全会。苏联代表团则于当日早晨不速而至，并要求与波党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谈。就在苏联代表团抵达华沙后，驻波苏军也开始频繁调动，赫鲁晓夫企图以武力相要挟，粗暴干涉波兰内政，哥穆尔卡等波兰领导人在波兰民众支持下进行了坚决抵制。在得到哥穆尔卡继续维持苏波同盟关系的保证后，赫鲁晓夫中止了干涉，于20日晨返回苏联。在苏波党际关系史上，此次事件也是少有的波兰党成功抵制苏共干预的事例。

苏联代表团离开华沙之后，八中全会于20日11时复会。哥穆尔卡在会上作报告，简述了对波兰国内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提出了关于波兰目前政治和经济任务的纲领性意见。关于波兹南事件，他认为，骚乱发生的根本原因应“在党的领导中间去寻找”。他批评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主张在经济上调整工业结构，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与企业工人自治相结合的体制；在政治上，认为党的生活要民主化，对党政机关要加强监督。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认为：“由于各国有着不同的社会政治条件，因此社会主义模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是苏联模式，也可以是南斯拉夫模式，还可以是别的不同模式”。

21日闭幕的八中全会根据这一报告通过了《关于党在目前的政治和经济任务的决议》，并一致选举哥穆尔卡为党中央第一书记。这次会议为新型苏波关系的确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八中全会这一历史性变化符合波兰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因而这一段时间被波兰史学家称之为‘十月的波兰春天’。”

参考文献：

[1][英]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M].武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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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年)文件与评注[M].河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翻译组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刘彦顺.波兰十月风暴[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